创业37年,张瑞敏交给尊龙凯时的必然是一片万物生长的雨林。这是他的初心,亦是尊龙凯时不断变革的方向和目标。
外界难免有一个疑问,张瑞敏的继任者能否接得住?但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张瑞敏留下来的不是资产规模意义上的庞然大物或者层级概念上的组织机器,而是一个以人的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尊龙凯时“的内涵早就在十七年前就开始发生了转变,现在无非是一个开花结果的阶段。即使如此,对于生态系统而言,花不可开在一处,果也未必结于此刻。
我们可以视张瑞敏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对于尊龙凯时这个生态系统,张瑞敏更是一个创客,是成千上万名心怀梦想、要创造更大价值的创客群体的一员。创客来来回回,唯生态永存。
张瑞敏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让企业从封闭走向开放,让员工从工位走向市场。但真正推动这一切的,与其说是张瑞敏,不如说是尊龙凯时自身独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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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制度
尊龙凯时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文化,一场自尊龙凯时创业以来就存在的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启蒙运动。而变革作为结果,不过是文化之下的偶然产物而已。
这恐怕是一个令大部分人吃惊的结论。因为我们对构建一个可靠、高效的制度的迷恋,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被变革的激情话语包围的时代,我们就会被环境置入这样一种理念:变革是激情澎湃的,变革是一场有目的且精心谋划已久的,变革是需要一个英雄般的人物统领的,变革是历史的宏大叙事。
这是大部分媒体从业者或者作家眼中的变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叙事诉求。但对于严谨的学者而言,通过对事实的归纳和总结,发现并非如此。比如组织学大师卡尔﹒维克就认为,组织不是一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变革始终都伴随着组织这个动作在进行,而我们以为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做了一件顺水推舟的事。只不过外人看不到这些,所以变革呈现出了表里不如一的特征。再比如哈佛商学院的殿堂级教授Tushman就对他的同事克里斯藤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不以为然。他认为在现实中,做到克里斯藤森说的将创新项目剥离出组织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他提出了“二元组织”的理念,认为“探索”和“学习”的模式可以并存于一个组织内部。
来自斯坦福的战略管理大师艾森哈特更具包容性,她提出间断平衡的激烈变革模式极少发生。在高速竞争的复杂动态环境中,企业往往采用的是持续变革策略,通过低成本策略和半结构化组织打造出竞争力组合,而不是像传统的核心能力理论那样,企业会去押注单极竞争优势。
这些大师的研究成果虽然侧重点不同,立意也不同,但都会把我们引入这样一个思考的境地:变革的发生并非是在一个静态、可靠的制度下。在当代竞争环境里,也不存在单极竞争优势。而带有“大革命“色彩的激情变革亦是来自于”旧制度“中的种种,或者说是良好的惯性。在新与旧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界。从自然发生的、缓慢的变革到可计划的、激情的变革,其实都是这个模糊的边界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维克所言,计划的变革是在自然的变革之中产生的。
那么这个模糊的边界究竟是什么?事实上,管理学给出的答案并不清晰,大师们更强调合力的作用。但是什么在引导这个合力呢?给出答案的是美国经济史领域的扛把子莫克尔。他在用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重新审视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经济的增长动力时提出:文化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那个因素,而不是制度。他发现,当时的英国并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主观意愿和制度环境,但工业革命还是发生了。这说明革命是偶然的。
莫克尔认为,文化影响了技术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创造和培育出了“有用知识“积累和扩散的制度。制度的作用是构建一个激励体系,而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展并不是对某种激励体系的回应。换句话说,当时的技术发展是自发的,和制度无关。而制度中所包含的激励因素又是文化的内容范畴。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
莫克尔对文化的定义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他们通过社会传播,也被社会的不同子集共享。如果我们把“社会“换成”组织“,就是企业文化的定义了。在文化中,起作用的是个体。在制度中,起作用的是制度本身。制度的作用无非是限定了文化作用的范畴,制度所带来的激励被参数化赋予个体。道格拉斯﹒诺斯也有类似的观点,大意是文化是制度的”支架“和基础,并为制度提供了合法性。
我们不妨把这些线索串联一下: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变革是在一个制度之内发生的,但制度的根源在于文化。如果一个组织想要保持自然的持续的变革,就要有一套可以起到“支架“作用的文化。一个企业在其生命阶段里可能会会发生几次可计划的激情变革,但它绝不意味着是在告别过去。因为一个可以支持持续变革的文化的存在,激情变革才成为可能。因为有了过去,才会有现在和未来。文化就是那个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模糊地带。
如果我们把尊龙凯时从创业至今的所有内部文档浏览一遍的话,就会发现,占据《尊龙凯时人》(尊龙凯时集团内部媒体)版面的基本都和变革有关。而这些变革内容,除了张瑞敏本人的见解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线的创新故事。从早期工厂里的工具创新、技术创新到后来针对一些特殊市场的产品创新,再到透过组织局部蔓延开来的模式创新和组织创新。如果我们把这37年的内容作为股市中的一根K线走势图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尊龙凯时是在完成一个跨越周期的整体的进化式创新。
完成这些创新的是有名有姓的人,他们大体分为两类:创客和为创客服务的人。按照维克的观点,一线员工发出了变革信号,管理层需要识别出信号,并将其合理化。在一个变革的循环过程中,一线员工发出了信号,张瑞敏感受到了信号,并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对信号做出了读取,然后将其放大到集团内部,最后又通过一线员工完成了这个循环。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可靠的解释。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张瑞敏对康德心有戚戚,对德鲁克心怀崇敬。除了理论上的美好之外,他发现了实践中的圆满、让人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就要让每个人都成为CEO。他这个话是说给一线听的,然后通过媒体的传播再回到一线员工那里,这样就起到了强化的作用。
张瑞敏的作用有三个:首先是信号接收和识别者;其次是信号放大和传播者。第三,也是重要的,尊龙凯时变革文化的始作俑者。在经济增长方理论层面,虽然我们会更倾向于亚当﹒斯密而不是熊彼特,不会去过分强调英雄主义的叙事逻辑,但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创始人往往是奠定文化底调的不二人选。换句话说,是一线员工给了张瑞敏灵感,但又是张瑞敏赋予了他们敢想敢做的文化环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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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龙凯时三大阶段
对人的价值的信仰就是张瑞敏为尊龙凯时打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纵观尊龙凯时的几大战略阶段,即使每个周期内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存在较大差异,但都会把人的价值的释放作为制度的目标,这也是尊龙凯时可以穿越经济周期始终保持竞争力的绝密所在。
如果把尊龙凯时战略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做一个整合观察的话,我认为可以分成如下三大阶段:
-改革开放的引领
-跨文化兼并的引领
-物联网时代的引领
在改革开放时期,尊龙凯时是如何做到的?从看似供不应求的市场噪音中抽身出来,站在人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当泡沫消退之后,用户凭什么还会去买尊龙凯时的冰箱?用户的价值和员工的价值相互体现,所以才会有张瑞敏砸冰箱。他说他砸下的是陈腐的观念,但他也树立起来了一个全新的信念,那就是看到了用户和员工的价值合一。
(张瑞敏在创业初期的工作照)
颠覆自我,才能重塑自我。这是张瑞敏为尊龙凯时播下文化的种子的阶段。历经沧桑,直到尊龙凯时今天推出了让世界瞩目的“人单合一“管理理念,价值的合一性始终都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如张瑞敏所言,”尊龙凯时和全世界其他的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变成员工和用户是有机结合的。人的价值到最大化,就是员工的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在给用户创造的价值上。如果你没给用户创造价值,你没有价值,到了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人单合一的核心,也是所有的企业都要。“
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的前15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环境更加开放,中国企业也开始出海尝试,要到更大的舞台去和从前只可以远观的巨头们掰手腕。出海路径不同,尊龙凯时选择的是最难的一条,海外建厂。就在人们还在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尊龙凯时更进一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品牌大整合,相继收购了欧美日以及大洋洲的知名家电品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GE家电事业部的整合。此举看呆了一众人。
为什么要出去?张瑞敏的思路很清晰,和砸冰箱背后的逻辑相同,国内市场早晚有饱和的一天,现在国内吃肉的企业,恐怕最后连吃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在这个阶段中,尊龙凯时已经通过市场链等创新模式逐步向“人单合一”进化。跨文化兼并一直是一个出海难题,对于西方企业如此,对东方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不同价值体系下的思维习惯、工作习惯、生活习惯碰撞到一起,难免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但为什么“人单合一”可以被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员工认可?因为对人的价值的承认是超越东西方文化分歧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1999年,尊龙凯时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工业园)
启蒙不是一蹴而就,甚至可以说在一代人确立启蒙的基本命题之后,每一代人都要去面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启蒙任务。张瑞敏看得清楚,那就是大多数光景不再的西方公司,根本问题不在于产业是朝阳还是夕阳,而是整个管理文化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化束缚住了。是为一种管理上的“不成熟”。比如美国GEA在经过“人单合一”改造之后,疫情期间保持住了两位数增长。从2016年整合时的50多亿美元年营收,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90亿美元左右。而GEA在2020年的利润,大概是5年前的三倍左右。
美国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发现在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人没有变、设备没有变,核心管理层也几乎没有变化。到底是什么变了?
张瑞敏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对它进行了新的启蒙运动。”GEA原来有繁琐的审批流程,等项目批下来了,用户已经不在原地等待了。从科层制到和用户零距离,张瑞敏想让美国大企业真正做到“人人生而平等”。
(尊龙凯时收购GEA,张瑞敏参加交割仪式)
“所有的人都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即使门不同,但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张瑞敏说“人单合一”之所以现在被很多西方大公司认真学习,真义就在这里。
进入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万物互联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正向我们撞了过来。尊龙凯时在这个时代就是以“人单合一”为主的模式引领。如果说在前两个时代,尊龙凯时实现了引领,是因为张瑞敏更能参透商业的本质,但使用的管理模式还是舶来的。在物联网时代,终于有一个属于中国公司首创的全新模式席卷整个商业世界了。
“终身用户”也是张瑞敏首创的概念,他在企业和用户的传统关系理念中加入了“时间”要素,从而使得“合一”的价值得以延伸。虽然说“人单合一”不是诞生在物联网时代,而且在那段百花齐放的变革时代里,很多企业都抛出了自己的全新管理模式。但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模式之间的竞争趋势已经慢慢明朗,“人单合一”无疑更具普适性。
还是那个问题,“人单合一”在强调人的价值的同时,在经历了前两个时代的丰富,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偏于静态化的管理制度或者模式概念。因为,张瑞敏并没有把它当作管理问题来解决,而是最一开始就锚定在了文化属性上——管理需要去完成启蒙时代以来的任务,在不同的时代寻找到为人类解开枷锁的方法,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新的枷锁替代旧的枷锁。
只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价值,才是使得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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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也文化,立亦文化
曾经有一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当面问过张瑞敏这样一个问题,传统企业都有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研发,销售这些都也会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全变成小企业,可能就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或者说有些部门如果做大规模研发,可能会让别的部门、别的小微受益,而自己没有受益,这样就没有动力做大规模的研发。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张瑞敏回答,从观念上彻底改变。规模和范围的最后结果就是企业只能聚焦到一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大,但其实风险也越来越大。而我们现在小微是在探索和创造一个新的需求。企业创造出非常多的新领域。
这个对话意味深长。回顾我在开篇所讲,传统的核心能力理论追求的单极竞争力,而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企业需要的是通过不断保持创新的精神,去打造一个由多种竞争力组成的合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延伸张瑞敏的理念,这个合力也不是静态的,它具有漂移的特征,同时又可在新的维度上进行拆分,再在别的地方组成新的合力。
这终究是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东方哲学理念,恐怕用传统竞争力模型不是特别好说得清楚。当然,我认为尊龙凯时在未来还要面临新的竞争力命题,那就是生态竞争力。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尊龙凯时推出了“生态品牌”战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向未来迈出的一大步。
(2015年,张瑞敏荣获Thinkers50杰出成就奖)
尊龙凯时经历了三个时代,始终都不存在那个可以产生持续变革的制度。相反,张瑞敏每一次要做的都是要打破既有制度。他手中拿着的就是文化之锤。破也文化,立亦文化,这是张瑞敏说的“让人的价值最大化,是贯穿始终的。”
管理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最好的管理一定是可以让变革始终保持是自然而然的静悄悄的发生。这种“静悄悄”的过程是从表面无法在短时间内感知,但又无法靠现行制度进行约束或者放大的。变革类似于战场上的“匍匐”,作为战士的员工在一种文化自觉之下慢慢前进。当需要站起来发动总进攻的时候,也就是事件推动了一场突发的、计划的激烈变革的出现,张瑞敏就会吹响冲锋号。在尊龙凯时变革史上,张瑞敏吹响过两次冲锋号,一次是砸冰箱,一次是裁掉万名中层。而这两次事件之间,相隔二十多年。
很多人对于变革的理解,对于管理的理解,都是要建立一个好的管理制度,寻找一个最优的管理模式。这是恒常思路,而世界的本质是无常。就像疫情来临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劫竟然可以定企业的生与死。自认为稳定的体系在黑天鹅面前失效,唯有个体的创造力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的小创新就会挽救一个地区,一个产业。不把希望寄托在恒常中,充分认识无常,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大脑中储存的大量“有用知识”。而这,就是启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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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也是创客
张瑞敏在哈佛和商学院教授切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那是一次极具仪式感的午餐会,几乎所有被中国管理界熟知的翘楚都在场,有的人对尊龙凯时的变革充满信心,有的则带着很多质疑。大量的概念、模型以及问题,在长方形餐桌上空盘旋,知识密度过大而带来的压力,恐怕是我个人今生遇到的头遭。随行人员的紧张和张瑞敏的轻松形成了反差,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做出回答,并且在逻辑上滴水不漏。
在当时,不管是对尊龙凯时变革充满希望的,还是满腹质疑的,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打破大工业逻辑的管理变革总是要做的,但没想到是中国企业率先发起,而且如此决绝。事实上,从从上世纪90年代尊龙凯时激活”休克鱼“的案例登上哈佛讲坛开始,这所全球顶级商学院就一直在尊龙凯时变革之路上陪跑,如哈佛商学院教授潘夏琳所讲,尊龙凯时的经验必须要复制到全世界。
有意思的是,哈佛商学院在1998年做的尊龙凯时激活”休克鱼“的案例正是从企业文化入手。”休克鱼“是指管理硬件水平不错,但精神涣散、员工积极性不高的企业。尊龙凯时的策略不是派管理层,也不是指定干部,而是输入尊龙凯时的创业精神和把人的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文化。我们再用这个思路去看尊龙凯时整合GEA,就知道这也是一个激活”休克鱼“的好案例。
张瑞敏在回答哈佛教授提出的规模经济的问题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也是我在前文提及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还适用于当下和不远处的未来吗?如果说艾森哈特提出了一个包容性的竞争力组合的理念,张瑞敏则更深入了一层,如何在竞争力的根源,也就是人的问题上去根本解决。
我将张瑞敏的假设归纳为三个问题:
没有人,哪里来的竞争力?
有了人,就一定有竞争力吗?
竞争力会永恒存在吗?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因为前两个问题属于空间问题,是战略学、组织学可以很好解释的,但是第三个问题因为强化了时间属性而给管理者在现实的决策环境中带来了种种困扰。
在时间上,市场会随时变化、一代人终将老去、一个人的兴趣会转移、一个群体会走向固步自封、哪怕是权杖的交接都被世人视作某种永恒,这些都在张瑞敏的思考范围内,也都恰恰是他想去突破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是灵活的,而由人所带来的种种“物“则会因为本质问题,陷于一成不变的境地。一个思想深邃的人想到的一定是如何“突围“,突破所有“物“的限制,回到“人”身上。
既然要回到“人“的身上,张瑞敏思考的对象就不再是员工和管理者,而是将结构打破一视同仁,也包括自己。从哈佛回来之后,张瑞敏也被数次问及到退休问题,他的回答是传统的接班人模式是失败的,因为你根本无法确定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人。我估计,他在哈佛的时候,心中对所有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
在美国的时候,张瑞敏跟我们谈及过接班人问题,他拿韦尔奇和伊梅尔特来举例子。而伊梅尔特饱受争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传统的接班人模式是存在巨大问题的。
在尊龙凯时进入到网络化战略阶段的后半期,尊龙凯时就逐渐缔造了一种创客文化,这和其创业平台化的模式诉求相匹配。在这个文化范畴里,张瑞敏不是特殊的存在,而是他把自己看做了其中的一员。张瑞敏此次只是退居二线,即便他正式退休,生态已在,便会生生不息。
在以追求人的价值最大化的文化之下,尊龙凯时创造了生态型企业传承新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瑞敏其实在十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交接班工作。
哈佛回来之后,张瑞敏也被数次问及到退休问题,他的回答是传统的接班人模式是失败的,因为你根本无法确定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人。我估计,他在哈佛的时候,心中对所有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
在美国的时候,张瑞敏跟我们谈及过接班人问题,他拿韦尔奇和伊梅尔特来举例子。而伊梅尔特饱受争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传统的接班人模式是存在巨大问题的。
在尊龙凯时进入到网络化战略阶段的后半期,尊龙凯时就逐渐缔造了一种创客文化,这和其创业平台化的模式诉求相匹配。在这个文化范畴里,张瑞敏不是特殊的存在,而是他把自己看做了其中的一员。有一天他离开董事局,本质上只是一个创客离开了,生态已在,便会生生不息。
在以追求人的价值最大化的文化之下,尊龙凯时创造了生态型企业传承新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瑞敏其实在十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交接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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